国画发展历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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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发展历史介绍

　　近年来，美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画派问题有许多争议，存在不同的看法，可谓各说各的话，各说各有理。下面小编为您带来国画发展历史介绍！

国画发展历史介绍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之前又有原始岩画和彩陶画。春秋战国最为著名的有《御龙图》帛画。它是在丝织品上绘画。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使这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绘画为主的局面，描绘本土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

　　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涌现出很多热爱生活、崇尚艺术的伟大画家，历代画家们创作出了名垂千古的传世名画明代绘画流派纷呈，各领风骚。明初君主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保证，至明嘉靖、万历年间，经济文化趋于繁荣昌盛，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传统的科学技术成果逐步得以总结，并蕴含着走向近代的因素；思想文化领域灿烂繁盛，并产生新的变化。

　　明代画坛沿着元代已呈现的变化继续演变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绘成洪流，并形成诸多流派；山水、花鸟题材流行，人物画衰微；水墨技法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了笔墨表现能力；创作宗旨更强调抒写主观情趣，追求笔情墨韵。明代绘画前期，有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宫廷“院体”绘画；由戴进、吴伟创立的“浙派”绘画。代表画家有：刘俊、倪端、商喜、谢环、李在、边景昭、吕纪、林良、戴进、吴伟、张路。明代绘画中期，苏州崛起“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形成声势煊赫的“吴门画派”，弘扬文人画传统，唐寅、仇英兼取“院体”、文人画之长，形成新的面貌。代表画家有：周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文嘉。明代绘画后期，山水画成为主流，文人写意花鸟画也迅猛发展，画坛尊吴门画派为首。代表画家有：张宏、徐渭、陈淳、篮瑛、项圣谟、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

　　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

　　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朱屺瞻、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徐悲鸿、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3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像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国画发展进程中对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1、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美轮美奂，独具一格的中国画，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也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其中得道德思想内涵丰富，道理深邃，包罗万象，更涉及各个领域中，每个领域中都有自己独特世界观，价值观，艺术观，审美观，每个时期的中国画家都是以这样的形式组成中国艺术思维。并由此诞生了独具一格，别具匠心的中国画，但是在这百年来，因为人民对中国画的片面认识，导致许多画家们用感性的知识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研讨，以至于造成了复制古人或“全面西化”，是中国画失去传统的韵味，是中国画走向绝对化和西方化。

　　吴昌硕是我国清朝的最后一位绘画大师，他是一位完全走传统道路的代表人之一，他面对两种社会形势，却带领中国画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他的画碑学运动的影响，这些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例如，《牡丹怪石图》《枇杷图》，他绘画的特点是深沉，雄浑，强壮，用这样手法来营造以书为画的文人画气氛，把传统的文人画推到了顶峰，用硬笔书法的手法使画表现出质朴而新奇的雄浑之美。吴昌硕的塑造能力虽然不强，其中有山水，人物，花卉，但是塑造的是变化万千，虚实并进的画鸟，从而来获得很大程度的发挥空间，从而让花鸟画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丰碑。

　　中国的传统艺术根深蒂固，博大精深，即使是在最困苦的年代，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吸收外来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如果对传统缺乏全面认识的态度，那么，现代社会将会漫无目的，无所适从。

　　2、西方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现代艺术改革日新月异，与时俱进。改革不但是技巧的变革，也有许多思想，观念，文化的改革，而哲学的意识变成了文化艺术的主题。因为只有在实现哲学意义上的融汇，才能真正地找到符合自己的融会贯通的风格，模式和语言。

　　对于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人民的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了新的见解。但是因为，中国画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社会的发展面向多元化，促使中国画家的艺术风格，创作理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因素让现代的画家们想要取得成就难上加难。这其中或许有一些新的艺术门派的诞生。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却是每个画家都追求的愿望。

　　中国文化一直都没有拒绝过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和各个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文化，但是它也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髓，它用海纳百川的态度去借鉴外来有用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没有迷失自我。中国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绘画想产生共鸣，相互融合。因此，西方的绘画思想也会渗透到中国画中，但是怎样去解决中国画发展既要对西方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要保持中国特色艺术的对立中。率先就应该明白“拿来”和“吸收”是指我们会借鉴西方的优秀绘画“吸收”是指我们会借鉴西方的优秀绘画理念和绘画技术，做到与时俱进，为我所用，既要保留具有中国画的特色的绘画技巧，又要融合西方绘画的精髓，总体来说，“拿来”就是否定中国画的特色，产生新的绘画技术，“吸收”就是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弘扬和发展中国画，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生都在为中国画改革做贡献的林风眠先生，他将西方画技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绘画中，为中西绘画的融合开辟了新道路，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江上》提取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但是它的意境却清新质朴，即使是一向追求质朴简单的南宋山水画家也不能把绘画精炼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

　　倡导师法自然的李可染，你懂于面对现实生活，落笔生花，打破了山水绘式的硬化模式，为山水画注入新的血液，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山水画，《漓江山水天下无双》是他的另一个代表作，是一副颇有现代气息而又具有传统韵味的山水画，在中国画中最最难创新，最韵味悠长就是文人画。然而李可染却用坚强的精神，永不放弃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进来”在继承弘扬传统和吸收借鉴西画技术上做出具有的贡献，在此画中，他用了西洋水彩绘画技术，再运用了逆光的作用，使其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文人画，现代实验水墨等各种各样全新艺术形式，审美感受的艺术派系。然而，不管中国画演变的多么色彩缤纷，它的基础却永远离不开中国文化这块园林中的瑰宝，而笔墨所承载的文化性顺其自然就成为反映时代的镜子。

　　艺术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其中包括文化整体中很多的小个体，作为一个小个体，艺术的形式是文化整体的形式，所以，对于一个时期，一个派别，一个群体的艺术形式，要想正确地把握并让它能够经得住时代的检验，就一定要真正地融入文化这个整体中去思考。

　　3、中国画的发展要贴近时代

　　在中国古代的绘画论述中，论述一个时期，一个派别，各个画家的绘画风格通常都会提到“变”。也就是改革，创新，发展的意思，就画家个人而言，绘画风格在这一生中会经历多次改变，在改变创新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在美术史上取得伟大成就的画家也不过如此。

　　众所周知的当代画家齐白石，在六十岁以后，都能听取朋友陈师的建议进行“衰年变革”最终达到他绘画艺术的高峰，这件事也成为绘画家们永远不懈地追求，也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再说中国绘画中颜料的改革，就不得不提“墨”的改革，“墨”是作为中国画中黑色来使用的，依据中国出土的物品可以知道。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用“墨”来书写。开始的时候用墨没有浓淡的强烈变化，到了唐朝时，画家们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时发现，墨与水分的比例变化能产生浓淡的改变，在渐渐地摸索中是墨色分出不同的“五彩”以至于表达出多样微妙的各种层次变化，使单纯的“墨色”也能绘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人们对墨的认识了解，运用是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而黄宾虹在解析前人用墨时总结说“唐人浓墨，王摩语用水墨，李营丘谈墨”由此可知用墨一直是在辞旧迎新中发展。

　　这些事实都表明了美术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美术的创新发展，总会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会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这种发展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及绘画本身的规律来进行改革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发展，继承的过程包括不断改革创新，改革创新也蕴藏中继承。因此，中西绘画史的进步，就是永不停息的进行，改革创新与继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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